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 (第42/48页)
的匠户负责。他们干这个算差役，义务劳动，没有酬劳。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，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。十年之内，如果库房出现坍塌、漏雨、倾斜、柱梁蛀蚀等情况，工匠必须来免费修补。 不给钱，还得担责任，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。 从正统之后，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。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，胡乱填写，故意涂抹，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；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，晾晒不利，搬运不谨，还任由鼠咬虫蚀，黄册损毁严重。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，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，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么当心，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。一损坏，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，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，无法检索。 到了弘治年间，这种情况越演越烈。弘治三年，朝廷做了一次清查，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，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，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，也就是说，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。更讽刺的是，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，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，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。 这麻烦可大了。 黄册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，是保存原始记录，给地方诉讼做参考，杜绝胥吏造假。现在原档几乎被糟蹋完了，万一地方上有争议，想要来调档查阅，该怎么办？ 果不其然，两年之后，滦州知府潘龄上书朝廷，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。 潘龄说滦州正在重新核查当地军户，因此申请进入后湖黄册库，抄录所存直隶永平府滦州的历届黄册做对比。 按说这要求并不为过，可是当时的黄册库主官——户科给事中杨廉，坚决反对抄册，不仅反对潘龄进去抄，而且要求以后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册，态度极其强硬。 难道是各个地方的胥吏众筹了一笔钱，让杨廉阻挠官员办事？ 难道是潘龄的贿赂没给够？ 难道杨廉是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，要搅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？ 都不是。 杨廉给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，却又无法反驳。 他是这么说的：“各处远年之册多无，而军民户籍大势不敢（致）紊乱者，诚惧籍册之独全于后湖也。今者，一旦令人抄誊，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，则户籍之紊乱，将有不可胜言者矣！何者？使后湖之册全，则抄之乎犹可。惟是见今如洪武年间黄册不全十之四五，永乐年间不全十之一二。如此而暴之天下，使人知某乡某里之无册，则向之所惧者，至是有不足惧矣……百年之籍，由此纷然而不定矣。” 翻译成大白话：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为，那是因为朝廷在后湖还掌握着原始资料。但如今咱们后湖的黄册库存早就一塌糊涂，一旦把潘龄和其他人放进来抄录，民间很快就会知道虚实。到时候后湖没了威慑，那些刁民便会无所畏惧，户籍和土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，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杨廉这一席话，令朝堂衮衮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后湖黄册库唱的是一出空城计，弹弹琴，吓唬吓唬城外的司马懿还可以，一旦把司马懿放进城，就没戏可唱了。 为了不让民间知道我们有多烂，我们必须保持神秘。这逻辑说来实在黑色幽默，可仔细一想，却也无他法可施。 户部立刻下发文件，宣布从此各地衙门凡申请去后湖黄册库抄册的人，只许调阅里册立的单户信息，不得抄录府、州、县的全档。 虽然这么做还是无法解决黄册管理问题，但至少成功地将其掩盖住了。按照大明官场的标准，没暴露的问题，就不是问题。 从此，后湖黄册库的管理更加严格了，等闲官员无法进入，抄册更是困难重重。万历年间徽州曾经爆发过一次丝绢案，涉及几个县之间的税赋比例。他们争吵许久分不出输赢，不得不组团前往南京，申请打开后湖黄册库查阅洪武年的原始资料。这些人费尽千辛万苦，才得以入库查询，可进去一看，洪武年的黄册早就湮灭无迹，只好空手而归。（详情请见《徽州丝绢案始末》） 此后黄册库的管理每况愈下，地方上的攒造也越来越潦草。正德十五年，有官员清查库房时赫然发现，正德七年送来的江西黄册一万一百四十本，被虫子蛀坏了六千零三十五本，还不是简单地咬几个洞，而是整本册子一翻页就碎成灰末。 检查官员为之惊叹：“未有虫蛀如此之易者，亦未有如江西一省如此之蛀多者。”这才存了八年啊，你们敷衍了事也有个限度好不好？ 有人怀疑，这么娴熟的手段，应该不是初犯。他们再往前一查，发现弘治十五年的江西黄册也已经毁得差不多了。好嘛，原来劣造黄册在该省已成为传统。 这事做得实在太过分。朝廷震怒，勒令所有江西坏册打回去重造，还要巡察御史予以严查。可惜这次黄册覆盖面太广了，江西一半县府都有参与。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，最终只抓了吉安县一个典型，将该县经办官吏、里书等拿问惩处，以儆效尤。 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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